《译林》在中国学术界留下的印记
来源: 文汇报  作者:  2017-09-29 09:45:00  责任编辑:未来网阿宗  www.k618.cn
内容提要:其实这里的“都城”原文是“廓” ,是古代日本一种与中国城郭有异的建筑,如今天尚存的大阪城、熊本城的“城” ,与中国的“都城”意思不同。

  

  鎌田荣吉《欧美漫游杂记》

  

  近代去今不远,但近代文献的佚失程度往往有出人意料者。好在《译林》全卷十三期今尚完好保存于上海图书馆。

  周振鹤

  清末一共出现过五种仅刊载译文的专门杂志,分别为《译书公会报》《译书彚编》《译林》《励学译编》与《游学译编》。《译林》的译书在今天看来似已毫无意义,但在当时都是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。《译林》与差相同时的几个专门翻译杂志在中国的学术界留下了印记,林纾与他的学生们在匹夫有责的大环境下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,值得后人记念。

  清末五种专门的译文杂志

  晚清以来,国家屡受巨创,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一切有识有为之士,莫不上下求索救国之良方。其中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似成为一长期深入人心之良策,而且经过数十年的演变,所欲师诸夷之“长技”事实上已从技术层面延伸到制度及文化领域。师夷必先识夷,识夷之道尤以译事为先。因此自鸦片战争以来,翻译遂成为先进学人之要事。究其实,在识夷的道路上,最初影响中国与日本甚巨的《海国图志》与《瀛寰志略》二书亦均为编译性质的著作。以此为始,晚清七十年中,翻译或编译文字无数。起先专译西方文献,由地理而科技,由科技而人文。甲午战败之后,在西文翻译之外,更兼译日文。翻译成果既有专书出版,亦有大量连载于综合性质的新式杂志报纸之上。1899年,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一封信里说:“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”,揭示了时贤的共识。

  潮流所至,清末更有仅刊载译文的专门杂志出现。这种专门的翻译刊物,一共出现过五种。依照发刊的先后,分别为《译书公会报》(1897)、《译书彚编》(1900)、《译林》(1901)、《励学译编》(1901),与《游学译编》(1902)。经过岁月的淘洗,这五种杂志存世量不多,所以自来之研究略嫌不足甚或有误。阿英在其《初期的翻译杂志》一文(载《小说四谈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)中对此已有论析。

  这五种杂志均创刊于戊戌维新前后,寿命也都很短。除《译书公会报》创办稍早外,后面四种几乎接踵而至,此亦见一时之风气。在创办时间上位居中间的三种甚至并存过一段时间,所以互相间有提携之情。《译林》创刊号就登载代售《译书彚编》的信息,第二期《译林》发行时《励学译编》已经发刊,所以第二期广告就声明,该编行所有《译书彚编》与《励学译编》寄售,这个广告一直登到第十二期。因为上述这些专门的翻译杂志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其重要性,所以早就有人注意搜集翻印。如《译书公会报》有中华书局影印本,《译书彚编》有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,《游学译编》有湖南大学出版社影印本。唯《译林》与《励学译编》迟迟未曾重印,这大约与原本的难觅有关,而即使已经重印者有的也不能得其全帙,尚待补齐。如台湾学生书局所影印《译书彚编》,不过只有第一、二、七、八这4期而已。阿英自藏则有24本,足见亦应重印行世。

  近代去今不远,但近代文献的佚失程度往往有出人意料者。当年撰写《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·译林》条目者只看到十期,近来的研究者遍觅诸图书馆,所见略增,但往往亦看不到最后衍期出版的第十三期。好在《译林》全卷十三期今尚完好保存于上海图书馆,加之该期刊与近代名人史事以至中日关系有密切关系,故上海书店出版社予以影印出版,以应学界作进一步研究的需要。

  林纾、《译林》与林孝恂一家

  阿英已经注意到,林纾的《〈译林〉叙》为《畏庐文集》所未收,可见林纾与《译林》的关系以及《译林》本身的详情长期为学者所不知。事实上,上世纪八十年代的《林纾研究资料》一书就只字不及《译林》杂志。前几年出版的《林纾年谱长编》则对于《译林》的创刊经过有所考述,但在参考文献中亦未列入《译林》,想来写作《长编》当时亦未得见《译林》原件。林纾本人不识外文,所以他在《译林》只担负所谓“监译”的责任,不过推测他应该也对学生的译文起了润饰作用。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他的学生们从事此项工作,因他本人一直对翻译工作极感兴趣,也已经以翻译《茶花女遗事》而得大名,有资望担任监译的重任。

  《译林》社的形成颇有些故事性,其中有一点可以拈出,即从监译到译者群与支持者不少是旅居浙江的福建人。除监译是侯官林纾外,《译林》第一期刊登的“译员经理诸君姓名”中有侯官林獬,侯官林志昭,闽县林长民,“赞成诸君姓名”中有侯官林志恂。侯官与闽县是福州府的两个附郭县,实际上这些人都是福州同乡。再往前回溯,林纾之所以来杭州,是与林獬(即著名报人林白水)一同接受杭州知府林启的办学邀请,而林启也是侯官人。林纾到杭州后,协助举办三所新学堂,即养正书塾、东城讲舍与蚕学馆,并在东城讲舍讲学前后三年。与此同时,林启与其属下兼同乡——海宁州知州林孝恂又请林纾与林獬在家塾中为他们的子弟讲学,这些子弟中有后来相当著名的林长民、肇民、尹民与觉民从兄弟四人(林长民为林孝恂之子,但为今人所熟知的身份则是林徽因之父)。

  这个家塾分东西二斋,林纾课东斋,授古文辞赋;林獬主西斋,讲时务经世之学。这是在大变革洪流中官宦家庭的一种应对方式,希望子弟能够中西兼通,左右逢源。《译林》从第七期起由银洞桥移至万安桥小营巷口林氏家塾内,可见《译林》与林氏一家关系甚深。林长民为《译林》社的中坚,这从林纾《叙》提及《译林》社诸青年后生中,仅林长民一人具全名就可看出。林后来曾到早稻田大学留学,在段祺瑞政府里任过司法总长。

  杭州日文学堂及其翻译活动

  《译林》的译者既多为杭州日文学堂的学生,而《译林》的另一名监译伊藤贤道则是这个学堂堂长。伊藤是日本帝国大学出身的文学士,为日本东本愿寺所派遣,于光绪二十五年(1899)1月20日开设日文学堂于杭州忠清巷。该学堂的章程号称以学习日文为主,兼授欧文。课程有普通学科与专门学科,期限是三到四年。日文课除日语外还有算学、格致、伦理、经济、政法与哲学等科目。开学时,学生约有60名,头三个月里习日文者22人,英文16人(后因学生增加,伊藤为便利远路学生,于4月1日在上城保安桥开设类似性质的“东亚学堂”)。林长民即于开学当年的下半年入学于日文学堂。1900年四月,日文学堂校舍移至银铜桥(银洞桥),此处即后来《译林》的初期的编印所(第三期起改称编行所)所在。当年六月义和团事件起,学校关门,伊藤等人避地上海。十一月学堂再开,集合四散之学生,同时筹划创办《译林》杂志,并在《清议报》第69册上刊登林纾的《〈译林〉叙》以及六点《简明章程》。一个多月后,即壬寅年(1901)正月正式发刊(关于杭州日文学堂的成立过程可参考刘建云《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東本願寺の東文学堂》,载《岡山大学大学院文化科学研究科紀要第10号(2000.11);感谢瀧野邦雄先生提供此材料)。

  其实在义和团事件以前,伊藤已经向东本愿寺开教本部申请开设附属译书局,然因此项开支在预算外而未成。后来因有热心的学生支持,决定由学堂自力发行,译员则由学生担当。起初借用浙江按察使司衙门所藏木活字印刷,后因效果不佳,遂托商务印书馆代印(但第十三期已经不是商务代印,而是编译印书局印。或许因为脱期太久,商务已无法代印?)。由于主要译员林长民留学日本,《译林》于

  1902年上半年停刊。两年后,东本愿寺中止补助金。又过两年伊藤以妨害地方安宁,受到中国当局议而被驱逐(《申报》1906年8月17日记载了此事),杭州日文学堂也随之结束。

  所译皆为当时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

  由于二战以前日本没有“当用汉字”的限制,日本人文章中大量使用汉字。尤其在1902年日本文部省成立国语调查委员会以前,从未有人将废除汉字改用表音文字当做一回事,因此其时的日文读物对于中国人来说,多少都有些似曾相识。加之世纪之交,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向日本,和文汉读法一度流行,所以翻译日文著述成为一时风尚。更有甚者,日本学者对翻译西方著述不遗余力,借着日文译本以阅读再译西方学者著作也是一个快捷方式。所以上述五种专门译刊,其实主要都是日文的翻译园地。《译林》的最初宗旨是西文东文并译,这在林纾序中已提及,但实际上除一篇外,均译自日文。《译林》创刊号因此在《办理章程》最后说:“本期因所购西籍未至,仅将东籍数种译印,同人意颇歉然,下期当再增益。”言下之意,下期起或有迻译西籍之可能。然概览全部十三期,译西籍者似只有一种,即《英主维多利亚大事记》,而且是编译,并非对译。看来一是西籍恐怕难得,经费也存在问题,译者亦有问题。东籍易得,译者亦多,译东语亦较西语为易。因此上述五种译刊,实际上以翻译日文为大宗,《译书彚编》与《游学译编》甚至创办于东京。

  《译林》原定每月望日发行,但第二期起即衍期至月底才印出。原期望在第三期能扳回,但结果未能,故索性在第四期刊出启事,改为月终出刊。不过第十二期未标出版日期,第十三期延误更甚,仅标明是壬寅年第一号。与现存的原著相对照,计十三期所翻译之日文书是以下数种:笹川洁之《理财学》(原名《经济学》,博文馆1899),织田一之《国债论》(博文馆1890,1894),清浦奎吾之《明治法制史》(明法堂1899),鎌田荣吉之《欧美漫游记》(博文馆1898),六条隆吉与近藤千吉合著之《世界商业史》(博文馆1893),高桥橘树所编《日用制造品》(原名《日用品製造編》,博文馆1899),原著来源不明之《軍国论》。书后括注为笔者所查得之该书出版社与出版年份。除一种外均为博文馆出版,或许其中存在某种原因。第一期开译涩江保《印度蚕食战史》后,因苏州的励学社称已将其全书译完,故仅译两叶即戛然而止。《日用制造品》则因为药名、物品名必须经科学厘定方有权威,亦无法续译。此外又辑译干河岸之《近世百杰传》及小宫山氏之《洋学大家传》,并益之以维新以后诸功臣传而成《日本近世名人事略》。其中自称译毕之书只《国债论》一书,编译性质的《日本近世名人事略》亦蒇事,第十三期所译之《日本监狱则》似亦为全帙。又《日本监狱则》的原书据查可能有两种原本,一为日文《大日本监狱则》,为福井洋编、吉冈洋助,1886年版;另一为英文《日本监狱则及施行细则》,大日本监狱学会1899年版。推测所译母本应为前者。所有这些译书在今天看来似已毫无意义,但在当时却都是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,是译者想要用来开民智与开官智的新知。在诸书之外,《译林》并注意翻译、辑录与时事相关的重要表格,如《旅居支那之各国人数表》《日本现今岁计表》之类。可注意的是,在翻译这些书籍及表格时,还加进译者的一些评议,表明译者之观点。如译者在列出上述《人数表》后,便分析在庚子国变前,外人入居中国仅俄日两国有明显增加,遂追问他们到底想干嘛?说明译者对国事之关心。相信对《译林》所译诸书原本与翻译文本的比对研究,将会揭示这批译者的翻译能力以及他们对世界与中国的认识水平。

  以鎌田荣吉《欧美漫游记》为例看译事之难

  《译林》所译诸书去今尚不过远,基本上都能找到原著对读。舍下正好入藏有鎌田荣吉《欧美漫游记》一书,暂以此为说,虽然此书在《译林》里应归属《简明章程》中所说的“外篇”,只是起点缀作用,以平衡其他学术性的高头讲章,但今天读来,仍有其时代标志的意义。

  鎌田荣吉是日本贵族,曾任贵族院议员、众议院议员、文部大臣,第四任庆应义塾(今著名之私立庆应义塾大学)塾长,帝国教育会长等要职。他于1896年三月从横滨出发,经上海、香港、西贡、新加坡一路往西,入地中海,由马赛登陆游法国、摩纳哥,掠影西、葡,遍游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罗斯波兰土耳其希腊埃及意大利瑞士,而后横渡大西洋,游历美国东西部,由加拿大温哥华横渡太平洋回日本,历时一年九个月。尽管日本开国以后,游历西洋的人渐多,这样的长途并长时间的考察旅行,在当时并不多见,在今日亦超过所谓深度游了。于是鎌田回国后写了一本《欧美漫游杂记》,于1899年六月出版(鎌田即在此年担任庆应义塾塾长),一个月后即再版,显见颇受欢迎。《译林》从第一期即开始翻译此书,离该书出版仅一年有余,算是很新潮很及时的译作。这本书在当时的日本起了相当的影响,对开阔日本人的眼界起了不小的作用。而且由于叙述生动可读性强,以至于一百多年后的2014年,还有人将其译为日本现代语版发行。

  《欧美漫游杂记》在《译林》中并未放在重要的位置,多置于各期的最后一篇。译者群最关注的显然是理财学(即今之经济学)、法制史之类的大题目,但大概因为该书文字生动,又可开阔国人眼界,故亦予以迻译。这符合刊于《清议报》的《译林简明章程》的第一条:“……区为二编:曰内篇,凡学问政治之书皆隶之。曰外篇,杂志小说之书皆隶之。”《欧美漫游杂记》正是杂志(这里的“杂志”是杂志笔记一类的杂志,非今日杂志期刊之杂志)一类书,所以算是外篇,放在内篇之后,亦是当然。此书之译文相当流畅可读,而且也很忠实。当然,译者也不刻板字字句句照译。譬如“余所乘列车,为最急行之杜波拉车名,六时间至里昂,更七时间至巴黎之格忌斿诺尔停车场”一句,若对照原文,则知省去了“总共费时十三时间” 一小句。这样省译不但无妨原意,读起来反而更为顺当,这恐怕是经过了润饰的结果。当然这里的译语与今天有差异,“六时间”今天早已译成“六小时”,但当时“小时”一语在中国还不流行,就照日文抄用了。

  然而翻译的确不是易事,就是与汉语貌似同文的日语,其实并不易译。譬如译文叙及巴黎“藟布尔宫殿(今译卢浮宫),今为美术馆,临赛恩河(今译塞纳河),接郦霍楞街,诚宏壮美丽之都城也。”读者不免要疑惑,如何在巴黎市当中还有一个“都城”?其实这里的“都城”原文是“廓”,是古代日本一种与中国城郭有异的建筑,如今天尚存的大阪城、熊本城的“城”,与中国的“都城”意思不同。但在当时,译者恐怕未到过日本,不知实情,只好这样曲译了。上面提及的日文现代语訳版也担心今天的日本人读不懂“一廓”的意思,索性改原文为“宏壮美麗な一画”了。

  接下来还有一个不大准确的翻译:“越此为崐克尔笃旷地,中有白珠喷空,漰腾千丈者,则二喷水器也。又有身着缟服,翩然鹤立者,则共和女神,及阿尔沙司,琭乌廉之像也。”此句今之读者仍可猜出意思来,是在描写共和(音译为崐克尔笃)广场(当时“广场”尚不流行,故译作“旷地”)及其两座喷水池。但对于阿尔沙司与琭乌廉之像,读者肯定想不明白是什么意思,译者自己恐怕也未必清楚。其实原文这里是说,在共和女神之外,又有身披阿尔沙司与琭乌廉(即阿尔萨斯与洛林)丧服的立像。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与洛林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,被普鲁士割占,这是法国的耻辱,所以建立此像以志国耻。但共和女神实际上并未“身着缟服”。猜想或者原译未误,是为了文字优美,经过润饰而偏离了原意。但整体而言,此书的译文是相当不错的。而且在简明章程的第一点中,译者已经对此打了预防针:“华洋文字,体本不同。窃谓事译者得其真蹟实谊,则更易门面,窜削字句,无乎不可。非必穷意摹拟,反成冗晦。”对比现代一些几乎是编译的“翻译”,应该说本书的翻译是不差的。

  在十三期《译林》中共有十期有此书译稿,短者两叶,长者六叶。凡是翻译出来的,都是原文照译,不加删节(只有其中一段用书信形式而不是实时游历的文字被省去),总共译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强。以连载形式译书,除非报章杂志足够长命,读者足够耐心,否则效果一般不佳。在《译林简明章程》第一条中其实也注意到这一点:“……唯所译诸书,或卷帙繁重,旦夕难成,而朋侪颇有急于先睹者,故随时彚印成册发行,藉饷同志。”但这一点是否践行还不大清楚。但不管如何,在当时,《译林》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,由于官府的支持——掌管交通驿传事务的按察使通饬全省各州县订阅(《译林》第四期开头刊登有《置淛臬许廉访饬通省购阅译林札》),保证了其传播面,同时其内容也为追求新知的大小知识分子所欢迎。在历史上,《译林》与差相同时的几个专门翻译杂志在中国的学术界留下了印记,林纾与他的学生们在匹夫有责的大环境下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,值得后人记念。

  (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;《译林》全卷十三期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,以供学界研究之需;本文为影印版《译林》前言,刊出时略有删改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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